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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檢察院

    試論污染環境犯罪的刑法規制

    時間:2018-07-18 來源:《宜昌檢察》 訪問量:

    [摘要]  污染環境犯罪的危害后果嚴重,其危害后果同時具有累積性和潛伏性的特征,該種犯罪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危害極大。文章通過對污染環境犯罪的犯罪類型和罪過形式進行分析,使人們對污染環境犯罪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同時也對污染環境犯罪刑罰方面的缺陷進行了完善。    

    [關鍵詞]  污染環境犯罪 犯罪類型 主觀方面  缺陷   

     

    一、污染環境犯罪的特征   

    (一)污染環境犯罪危害后果的嚴重性、漸進性和潛伏性

    污染環境犯罪直接侵犯了大氣、水體、土地等生態環境要素,在給自然環境帶來重大危害的同時也對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財產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更為重要的是,污染環境犯罪一旦發生,將花費十幾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來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嚴重影響了生態平衡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污染環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漸進性是指污染環境危害后果的形成往往是長期排放污染物的結果。這是由于環境具有一定的自凈能力,短時間少量排放某種有害物質會被這種自凈能力而消除影響,但是如果長期排放該種有害物質,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環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有害物質就會慢慢積聚起來,其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危害后果。污染環境犯罪的潛伏性是指污染環境犯罪的危害后果并不是在污染環境行為實施后立即出現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被人們發現。這主要是由污染環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漸進性所決定的。少量排放的有害物質已經對人體產生危害,但由于癥狀不明顯,并不會被人發覺,隨著有害物質不斷在人體內積聚,逐漸出現明顯癥狀,嚴重危害人體生命健康的結果才最終被發現,這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  

    (二)污染環境犯罪具有行政從屬性  

    環境犯罪的行政從屬性決定了污染環境犯罪具有行政從屬性。環境犯罪的行政從屬性是指危害環境罪通常以未獲行政機關的許可或違反行政法規的安全標準、安全要求為前提,危害環境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全部或部分地決定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這種危害環境罪的成立對行政法規及行政命令的依附即是環境犯罪的行政從屬性?!备鶕缎谭ā返?span lang="EN-US">338條規定,構成污染環境罪的首先要有“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本法條中“國家規定”指的是在環境保護工作方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比如違反了《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相關規定。這就意味著污染環境犯罪的成立與環保行政法規定的環境適用標準、各種污染物的排放標準及環保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有著密不可分的的關系??梢哉f,環保立法以及環保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命令是決定污染環境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污染環境犯罪對環保行政法規及行政命令和許可具有依附性。

    二、污染環境犯罪的犯罪類型   

    ()嚴格刑事責任理論  

    由于環境犯罪的特殊性,以及為彌補對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威懾和懲罰此類犯罪,有學者提出在采用過失責任制的同時還應考慮嚴格責任制,即有權利用環境的法人和行為人,有義務保證該行為不危害環境,一旦發生危害就應承擔其應負的責任,直至刑事責任。筆者認為雖然嚴格責任是在近代刑法理論的基礎上,為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采用,是對傳統刑法理論中歸責方式的重大突破,對于懲治某些犯罪可能有著積極意義,但將其適用于環境污染的犯罪,對主體主觀上無過錯的污染行為認定為犯罪,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首先,嚴格責任違背了我國刑法的內在生命,即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和刑法第16條關于行為人無過錯不是犯罪的規定,與我國適用刑罰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目的悖謬。其次,嚴格責任在污染環境的犯罪適用中,會有失公正,如果每個企業都按合理標準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預見到共同排污的后果,亦沒有義務注意共同排污的后果,且他們的行為大多是獲得許可后的行為,單純追究企業的刑事責任有失公正。其三,嚴格責任適用的環境危害行為的嚴重程度與刑事責任的嚴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國家的無過失或嚴格環境責任的適用范圍主要是一些處以罰金的輕微危害行為,而在把社會危害性達到嚴重程度的行為才宣布為污染環境犯罪的中國,對于這一類主觀過錯不明或無罪過,但客觀上造成了嚴重環境損害的行為,則納入到了行政處罰的領域。其四,刑罰應該具有謙抑性,寬容性。正如陳興良教授指出,對于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國家只有在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時,才能運用刑決的方法,懲治污染環境的犯罪中適用嚴格責任而擴大刑法的干預是可避免而無必要之選擇。刑罰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制裁手段,有其特殊的質的規定性,刑罰的適用既應針對依法構成犯罪的行為,也應受制于刑罰目的。對主體缺乏罪過而并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施以刑罰,實不足取。 

    (二)過錯刑事責任理論 

    任何犯罪都是行為人基于一定的被刑法所否定的心理態度而實施的,通過犯罪行為的“中介作用”,得以轉化為客觀現實。沒有否定的心理態度的支配,行為人與其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便喪失了因果聯系,行為人即不應當承擔被責難的后果。同樣,脫離了對行為人心理態度的分析,我們將無從認定環境污染行為的性質,搞不清污染環境犯罪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也會影響到量刑的輕重。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大多認為污染環境犯罪的主觀方面是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污染環境的行為可能引起的危害環境的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這種心理態度包括故意或過失。     

    三、污染環境刑事案件的辦理難點

    (一)環境刑事案件舉證難。不論是立案、移送、批準逮捕、審查起訴,每一個程序環節都涉及取證問題,只有達到了法律規定的證據標準,才能進入下一個程序環節。相比于民事或行政案件,為了保障無辜的人或單位誤受刑事處罰,同時也出于保障被告人合法的刑事訴訟權利的需要,刑事案件各階段的證明標準都是最嚴格的,而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環境污染中存在對人身的傷害具有潛伏性、隱蔽性、累積性、長期性等問題,需要借助因果關系、間接反證等因果關系理論,而這些理論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爭議。且環境刑事案件、環境污染案件的證據本身具有稍縱即逝的特點,如果不及時強有力地收集證據,將面臨證據消失的危險。但在現實實踐中,由于環保執法部門只有行政執法權而無采取強制措施權,經常遭遇取證難、舉證難的困境。再加上環境污染與破壞問題的專業性鑒定強,環保執法隊伍的專業素養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因此,目前環境刑事案件的取證遭遇困境。在申請第三方鑒定方面,環境污染案件的鑒定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導致環保執法部門壓力大,無法負擔。

    (二)“以罰代刑”問題突出。2001年國務院出臺的《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與2007年環保部、公安部、最高檢聯合發布了《關于環境行政主管部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這兩個文件均只是抽象地規定:公安機關對于環保執法機關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決定是否立案。但均未對證據不充分,告知需要補充調查的規定做出過詳細規定。這就是說,環保部門在移送案件時必須提供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卷材料;否則,公安部門可以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受理。在如此高的證據標準面前,環保部門由于自身執法能力和取證能力有限,再加上污染行為本身的專業性和結果發生的復雜性,當環保部門難以查證事實取得充分證據的時候,只能將其內部消化,“以罰代刑”,從而致使環境涉罪案件移送受阻。在行政執法、司法實踐中,由于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與司法機關對接不暢,大量的涉嫌環境違法犯罪應當通過移送司法機關進行刑事處罰的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環節受到刑事追究的卻為數不多,多是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有案件不移送的現象普遍存在,導致法律法規缺乏威懾力,違法成本低的現象長期存在。由于行政執法部門應當移送而沒有移送,有些構成犯罪的行為得以逃脫刑法的制裁。

    四、污染環境犯罪刑罰方面的缺陷和完善   

    (一)污染環境罪刑罰方面的缺陷 

    雖然《刑法修正案(八)》對污染環境罪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其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其在刑罰方面的問題尤為突出。首先是自由刑過輕?,F行污染環境罪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處罰的力度不夠,其在整個犯罪體系中是屬于輕罪的范疇。在現行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的三個污染環境的犯罪中,污染環境罪的法定最高刑最低,只有7年,而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0年,而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的法定最高刑卻達到了15年。在這三個破壞環境犯罪中,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但其刑罰卻最低,這是有失偏頗的。其次是罰金刑不完善。污染環境罪屬于貪利性犯罪。對于這樣的犯罪行為,我們就應該從經濟利益上著手,用罰金來打消污染環境犯罪獲得的利益,提高污染環境犯罪的違法成本。既然行為主體為了經濟利益可以不顧國家相關環境法規的規定而忽視環境的保護,我們就應該擴大罰金刑的適用數額,在經濟上加大污染環境所帶來的經濟違法成本,使其在行為前慎重考慮自己的污染環境行為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但是,我國對于污染環境罪的罰金刑并沒有規定明確的處罰方式,只是規定了并處罰金。而根據刑法總則和相關最高法院適用財產刑的解釋,刑法沒有規定具體數額標準的,只是規定了最低不少于1000 元的標準。在這之中可見,污染環境罪的罰金最低1000 元,最高并沒有規定。這就給了法官非常大的裁量權,容易提供法官尋租空間、滋生同罪異罰的現象。在我國司法隊伍整體素質還不高現狀下,更容易出現司法不公的情況。同時,環境污染案件一般關系到地方經濟的發展,也比較容易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  

    (二)關于刑罰方面的完善 

     1.法定刑適當調整 “為了強化和突出對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在當今各國環境立法,都加大了對環境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即通過對污染環境者適用嚴厲的刑罰處罰,以懲治和預防環境污染事件發生?!倍覈廴经h境罪的最高刑期為7年有期徒刑,但第339條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的最高刑期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明顯的不合理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被忽視。刑法作為環境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不合理的法定刑就會讓污染環境的行為人有恃無恐,肆意污染,上文中提及的馮衛國教授所做的統計中也不難發現這一現象。筆者建議為了加大制裁力度,應當對污染環境罪的最高法定刑做出修改,設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另外,明確本罪的主觀過失后,應當對過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設置不同的法定刑。  

    2.改革污染環境犯罪的罰金刑 。首先,提升罰金刑在污染環境犯罪中的地位,將其作為的主刑使用。這也是對我國刑罰體系的改革與突破。因為在我國的刑罰體系中罰金刑一直作為附加刑而存在的,一般不作為主刑使用。但是由于污染環境犯罪有其自身特點,而需提升罰金刑在污染環境犯罪中的地位。其一是因為污染環境犯罪一旦發生實際危害結果,必然嚴重地危害我國的水土資源以及其他環境資源,甚至給人民的生活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害,并且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這些被破壞的自然生態如果要恢復,也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其二,環境犯罪的產生也是由于市場經濟的運行,很大一部分污染環境犯罪都是企業所為,許多小企業或者單位單純的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并且沒有按照國家要求采取相應的環保措施才導致了污染環境犯罪的發生。因此對這些小企業的不當行為所造成的污染環境犯罪應當對其主要運用罰金刑來懲治,這也是與我國所倡導的環保原則“誰污染誰治理“是遙相呼應的;而且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懲治法人犯罪的一大有效手段就是罰金刑;其三,污染環境犯罪具有行政從屬性,也屬于刑法中的法定犯,那么該罪的刑罰的主導就不應該是自由刑和生命刑,應限制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污染環境犯罪中的適用,而應加大對罰金刑在污染環境犯罪中適用;最后,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些國家有關環境立法中以罰金刑代替自由刑表現的尤為明顯,借鑒這些國外發達國家的環境刑事立法經驗,罰金刑也應當成為環境犯罪的主要刑罰。  

    其次,明確污染環境犯罪罰金刑的處罰數額。如上所述,我國對于污染環境罪的罰金刑并沒有規定明確的處罰方式,只是規定了并處罰金。因此在我國《刑法》中關于污染環境犯罪適用罰金刑的規定是非?;\統的,不同的主體犯環境污染犯罪需要判處罰金時,基本上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同的犯罪情況應該如何判處罰金,罪重與罪輕判處罰金的差額如何進行劃分,這些在刑法中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就容易導致不同地區的法官在處理案件時采用不同的標準,造成相似情節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判處時得到不同的結果,除此之外,這些規定賦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容易造成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臆斷,不利于我國關于污染環境犯罪的懲治。因此,基于上述現狀,立法者應該統一環境犯罪的罰金刑標準,將污染環境犯罪的罰金刑確定上限和下限,改變由法官自由決定罰金數額的這種的無限額罰金刑的立法狀況。筆者認為,根據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這一法律特點,在對污染環境犯罪的罰金刑的數額進行確定的時候,對于同類污染行為刑法規定的罰金數額應該高于該行為的行政罰款數額,同時應低于犯罪所造成的損失以及恢復被損害的生態環境所付出的費用,將實際損失和恢復費用作為污染環境犯罪罰金刑的最高限額。  

     

     [參考文獻]

    1)《環境犯罪司法適用問題解析》,王秀梅,《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2)《污染型環境犯罪因果關系證明中被告人舉證責任論要》,《福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3)《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研究》,杜澎,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3月北京第一版,91頁。 
    4)《環境犯罪主觀歸責制度研究》,趙軍等,《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第182頁。

     

    作者單位:宜昌市三峽壩區人民檢察院

    作者: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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